从量的差异论来看，两者在行为的性质上不存在差异，而只是行为的轻重程度上具有量的不同，两者的差别仅仅是社会危险性大小的问题。比如，非法采矿罪的构罪要件需情节严重，一些采砂量少、无特别后果的轻微违法行为显然不归于刑事不法。但量的差异论的不足在于量的界限难以划定，很难明确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量的分界点在哪里.。即便法律明确作出选择，规定开采矿产价值10万元以上属于情节严重，也很难想象比10万元少的9.8万元就不算情节严重，且物价与矿石价值随时波动，属于变量.。从质的差异论来看，两者在本质上不属于同一类的不法行为，侵犯的法益不同，因而在不同质下进行量化已然不具有可比较性.。因此，整治航道采砂的违法究竟是单纯的行政不法，还是存在侵害其他具体的法益如砂石所有权、生态环境公益等进而考虑刑事不法，是区分所在。但法益毕竟是个抽象的概念以及法益的同质性，特别是行政违法案件中，行政不法侵犯的往往也是刑事不法侵犯的社会整体法益（集体法益），因而难以区分.。例如，非法采砂侵害的行政法益是矿产管理制度和砂石的国家所有权，非法采矿罪同样也是.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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